回忆:杨绛在牛津产女 分娩剧痛却不叫不喊

杨绛先生低调内敛，淡泊名利，以历经“九蒸九焙”而臻美玉之 。

本文呈现了她的各个方面：与钱锺书志同道合的“书虫”和“隐士”，技艺精湛的文坛宿将，慈爱包容的贤妻良母，随分自持的智者……

返回牛津后，杨绛怀上孩子了。

钱锺书谆谆嘱咐杨绛：“我不要儿子，我要女儿——只要一个，像你的。”杨绛却对像自己并不满意，她想要一个像钱锺书的女儿。无论像她的还是像钱锺书的女儿，都意味着一个令人欣喜又不免让人疑虑的未知。生儿育女对女性，特别是知识女性而言，无疑是必过的最大“门槛儿”。年轻的杨绛初次懂得做母亲的滋味：“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，可不予理睬。但怀了孩子，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。在低等动物，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。我没有消灭，只是打了一个七折，什么都减退了。”

钱锺书在年终日记上形容杨绛：“晚，季总计今年所读书，歉然未足……”称她“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，又欲作女博士……”

杨绛亦是想做大学问的，这里显出了一切知识女性的艰难处境。2004年法国学者刘梅竹女士致信采访杨绛时，问及这样一个问题：“您一生中，如果家庭与事业之间发生矛盾，您会为事业牺牲家庭吗？为什么？”杨绛坦诚回答：“有幸生长在一个和爱的父母家，又成立了一个和爱的小家庭，从未想到背叛。家庭和事业从未有过矛盾。”

异国求学，升格做母亲，于年轻的杨绛而言，不啻人生处境的一大转变和挑战。

“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。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，妻子做得也不够好，女儿也做得不够好。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，每个领域我只能拿六十分。

回国后因为孩子的原因不能去内地，只有钱先生孑身一人去西南联大。作为妻子我应该陪他一起去内地的。在上海我做了中学校长，还兼高三的英文课，根本没时间陪孩子玩。做女儿呢？在父母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在国外。我回国后，我母亲已经去世了。

我学法律主要是想帮助父亲，可是父亲坚决反对。因为那时候的女律师名声不好。所以我也没能帮父亲。

大夫说，杨绛将生一个“加冕日娃娃”。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（5月12日）。

娃娃在5月19日降生，他们的女儿迟到了整整一星期。

杨绛18日由汽车送进产院，19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娃娃出世，大夫为她用了药……等杨绛醒来，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，浑身连皮带骨都痛，动都不能动。身边的护士说她做了苦工，“很重的苦工”。另一个护士眼看杨绛痛得要死，却静静地不吭一声，很好奇地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？”杨绛没想到还有这一招，说：“叫了喊了还是痛呀。”她们越发奇怪了：“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？”“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？”

据说，他们的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，女儿出世已浑身青紫，是护士拍活的。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，称她Miss Sing High，意译为“高歌小姐”，音译是“星海小姐”。她们抱娃娃给杨绛看。“我当时还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儿，据我的形容，她又丑又怪。”杨绛还未十分清醒，无力说话，又昏昏睡去。

“阿圆懂事后，每逢生日，锺书总要说，这是母难之日。可是也难为了爸爸，也难为了她本人。她是死而复苏的。她大概很不愿意，哭得特响。”

杨绛生产这天，钱锺书来看了她四次。他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，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，钱锺书只好步行——这就“难为了爸爸”。钱锺书上午来，知道得了一个女儿，医院还不让他和杨绛见面。第二次来知道杨绛上了闷药，还没醒。第三次来见到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的杨绛，但她还昏昏地睡，无力说话。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，杨绛已清醒，并得知钱锺书已是第四次来，来来回回走了七趟。这次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。钱锺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看，然后得意地说：“这是我的女儿，我喜欢的。”女儿长大后，杨绛把爸爸的“欢迎辞”告诉她，她很感激。

杨绛生产住院期间，钱锺书只能一个人过日子。他每天到产院探望，常苦着脸说：“我做坏事了。”这次他打翻了墨水瓶，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。杨绛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会洗。”

“墨水呀！”“墨水也能洗。”

他就放心回去了。过两天，他又做坏事，把台灯砸了。杨绛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会修。”他又放心回去。只要杨绛说“不要紧”，钱锺书就真的放心，他很相信她说的“不要紧”。他们在伦敦“探险”时，钱锺书颧骨上生了一个疔，有人介绍一位英国护士教杨绛做热敷。杨绛安慰钱锺书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会给你治。”她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，没几天，拔去粘在纱布上的末一丝脓，脸上竟没留下一点疤痕。钱锺书感激之余，对杨绛说的“不要紧”深信不疑。他们相互依靠的熨帖和放心，细腻绵长，暖意盈怀。